第二十五章 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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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1895年的春天，正值甲午战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科举考试在北京如期举行。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居然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了，还要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大大伤害了中国举子们的民族自尊心。举子们经过十年寒窗，熟读四书五经，素有齐家治国，报效朝廷之志，怎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个个气愤至极，人人高喊不平，辽东籍举子和台湾籍举子为丧失家国而锥心痛哭，众多举子为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气的捶胸扼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广东举子康有为及弟子梁启超组织举子演讲，写文章反对朝廷议和，积极联络鼓动进京应试的十八省举子到督察院去上书，去请愿，要求大清政府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受众人之托，康有为奋笔起草了一封一万八千余言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四项要求。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余名举子在《上今上皇帝书》后面愤然签上自己的名字，送达督察院，请求督察院上转光绪皇帝，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愿望。

《上今上皇帝书》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它的影响力却很大很大。《上今上皇帝书》的内容被普遍传抄、印刷、广泛流传，特别是通过十八省举子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全国各地要求变法的呼声更加高涨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自幼读书，立志报国，青年时游历香港，亲眼看到香港的都市文明，了解了西方人治理社会的办法，深深感受到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国家制度的落后，萌生了借鉴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现状的变革思想。这一年，康有为如意地考中了进士，授工部主事，他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陈述他忧国忧民的思想，陈述自强雪耻，富国强兵的策略，陈述锐意变革落后制度，建立振兴中华新型制度的想法。他满腔热忱地一次又一次上书。

1895年，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白银，中国对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享受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俄国政府便窜通德国政府、法国政府以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反对日本侵略为由，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日本政府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条件是让中国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从日本手中赎回来。能使中国的领土得以保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特别感谢俄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扶弱惩强的仗义之举，中国大陆的领土总算保全了，经过了甲午战争，中国也算是和平了。紧接着俄国驻中国公使拿出与李鸿章签订的密约，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履约的事情，这不是在敲竹杠吗？中国政府根本不知有此事，当然不能同意履行密约。尽管光绪皇帝和中国政府坚决不同意履行密约，可是慈禧太后同意履行，谁敢不履行？俄国得到了大连湾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法国也以对日本政府施压、游说，迫使日本政府归还中国辽东半岛有功为由，得到了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管理权。俄国和法国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德国也是当事国之一，也以迫使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对中国有恩，向中国政府索要金门岛作为海军的储煤基地，被中国政府回绝了，德国人的目标没有达到，德国政府当然也不会善感罢休。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中国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大祸就迫在眉睫，康有为面对中国政府的软弱，义愤填膺，深深感到中国到了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人，他无比悲愤地挥毫写下了《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五书》。文章开门见山，言辞激烈，严厉地批评了大清朝廷没有吸取以往战争失败的教训，苟且偷安，故步自封，守旧不变，致使中国国势日益衰退，才酿成了今日的祸害。警告光绪皇帝，现在的中国情势，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将四面皆应，变法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并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发愤图强的变法策略，变法策略分为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效仿俄国、日本之法，以定国事，国家可以强；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国家可以弱；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国家可以不亡。康有为的这次上书，与前面的四次上书一个样，也被朝廷上层官员扣压，不肯代呈，所以光绪皇帝没有看到，根本不知道还有康有为上书关心国家大事这档事。但是，《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却在京师许多官员当中辗转传抄，而后在报纸上陆续披露刊载开来，终于打动了朝廷中的有识大臣，功夫不负有心人，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终于通过大臣举荐到了翁同龢的手上。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上书连声说：“好，好！”

他不仅为康有为的文才惊叹，更被他的思想所折服。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教师，也是皇上身边最可依赖的近臣，知道康有为正是光绪皇帝苦苦希望寻找的人，他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光绪皇帝听了老师的推荐，又看了康有为上书的奏折，被康有为的想法深深感动，大有相识恨晚之感，要立刻召进宫畅谈。恭亲王奕䜣阻止说：“皇上召见康有为违反了大清朝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的法例，臣建议由总理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代皇上召见为好。”

五位大臣有维新派、有守旧派、有洋务派，慈禧太后也就此事发了话，同意五位大臣代皇上召见。

1898年年正月初三，康有为受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五位大臣轮番向康有为提问，期望着在他的变法思路中找出破绽。康有为面对五位大臣从各个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侃侃而谈，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变革思路，他从应当变法的原因到如何变法，再谈到怎样实施变法，任凭五位大臣提出怎样刁难的问题，康有为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轻松答复。

第二天上朝，翁同龢把康有为的想法一一上奏，光绪皇帝听后非常欣喜，终于找到知音了，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召见康有为。奕䜣上奏:“臣认为，应该先让康有为把变法的思路分条析缕地奏明，经过皇上详细审阅后，如果可行，再召见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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