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纳并构建基本性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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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纳并构建基本性格态度

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

弗格森主张的概念化，是学习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对大部分学员而言，都是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第一点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物，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都可以形成。

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的改变，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这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员工内心最深处的改变。我认为，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在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无法估价的东西。他们认识到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接受这些感情并把它们放进无意识层面去，并在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头的方式表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与价值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卫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会更加严重。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员工说出更多关于员工偏见的例证时，而且是不带任何赞同或判断的前提下，某个人可能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且他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员工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员工也都以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一样，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人。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而他以后也不会，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是邪恶的，因而将它拒之门外，与它们划清界线，对癌症就会真的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正视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在此之前，我已说明爱是无法估价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透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当然，在我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越了解一个人，他对我讲述故事的态度就越谦卑，我反而会更喜欢他。

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和惩罚，至少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有两人互相接受对方真实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实际上，上面所表述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种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员或稽核员的角色；另一种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通过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评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员会主持的。如此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老师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脚族人身上也发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是由部落里的长者担任惩罚的审判官，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小孩的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旁，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既扮演爱的给予者又扮演惩罚者。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我想起一件事，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企业时，我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观念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强调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时，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能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评判现代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那种过于乐观的倾向，我表示深深的忧虑。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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