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说修辞与文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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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说修辞与文人趣味

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之前，中国舞文弄墨的人被称为“文人”。文人就是现在的文化人。幕僚、乡绅等虽然也有文化，也可能会有某些文人的习性，但他们的身份规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还不能称为文人。就像现在的官员、公务员、律师、工程师、教师等，虽然也有文化，但他们是政治家或专业工作者，也不能称为文人。在传统中国，“文人”既是一个边缘群体，也是一个最为自由的群体。他们恃才傲世、放浪不羁、漠视功名、纵酒狎妓等无所不为。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反映在历代文人的诗文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统被主流文化所不齿，它的陈腐性也为激进的现代革命所不容。因此，小说中的传统“文人”气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彻底中断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贾平凹的《废都》、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使我们又有机会领略了小说的“文人”气息。庄之蝶和胡然虽然是现代文人，但他们的趣味、向往和生活方式都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的印记。他们虽然是作家，也有社会身份，但他们举手投足间都有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某种“味道”：他们有家室，但身边不乏女人；生活很优裕，但仍喜欢钱财；他们谈诗论画才华横溢，但也会或颓唐纵酒或率性而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如果说《废都》《所谓作家》等作品的人物，还残留着旧文人习气和趣味的话，那么，青年作家李师江的《逍遥游》，则是一部表达了现代文人气息的小说。

李师江是这个时代的小说奇才。最初读到李师江的小说是《比爱情更假》和《爱你就是害你》。当时的直觉是李师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学“异数”之一。他的小说和我们曾经习惯了的阅读经验相去甚远。这两部长篇小说，就其题材和叙述方法上有某些相似性，但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好看的小说，他的题材几乎都与当下特别是他那代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境相关，与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话语方式相关。在社会与学院的交界地带，过去被认为最纯粹的群体所隐含的或与生俱来的问题，被他无情地撕破了。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他们中某些人的琐屑、无聊、空洞和脆弱，都被他暴露得体无完肤。他的残忍正是来自他对这个群体切身的认识和感知。在只有两个人存在的时候，生活尚未展示在公共领域的时候，人没有遮掩和表演意识的时候，本来的面目才有可能被认识。李师江处理的生活场景，有大量的两个人私密交往的片段，这时，他就为自己创造了充分的剥离人性虚假外衣的可能和机会。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不曾被揭示的灵魂世界，而且看到了更年轻一代自由、松弛和处乱不惊的处世态度。因此在今日复杂多变的生活中，他们才是游刃有余的生活的主人以及青春的表达者和解释者。

《逍遥游》延续了李师江一贯的语言风格：行云流水旁若无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幽默智慧又奔涌无碍。它不是“苦情小说”，但表面的“逍遥”却隐含了人生深刻的悲凉；它不是“流浪汉小说”，但不确定的人生却又呈现出了真正的精神流浪。在漂泊和居无定所的背后，言说的恰恰是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无辜与无助。这种评价虽然也可以成立，但好像太“西方”。其实，小说的微言大义都是“被阐发”出来的。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阐释这部小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一部当代的“文人小说”。活跃在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古代“为万事开太平”的官僚阶层，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明道救世，不启蒙救亡。他们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边缘群体，既生活于黎民百姓之中，又有自己的趣味和交往群体。他们落拓但不卑微，我行我素但有气节，大有明清之际文人的风采。作品中的李师江、吴茂盛等有各种让人不能接受的习气和生活习惯，无组织无纪律，言而无信不拘小节。但他们又都多情重义、热爱生活和女人。他们没有稳定的生活，似乎也不渴望更不羡慕“成功人士”。他们更像是生活的旁观者，一切都可遇不可求，虽然漂泊动荡为生存挣扎，但也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他们经常上当受骗但决不悲天悯人自艾自怜。生活仿佛就在他们放肆的话语中成为过去。李师江、吴茂盛等作家没有宏大抱负，大处不谈国家社稷小处不谈爱情，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既奢侈又矫情。因此李师江笔下的人物都很放达，很有些胸怀。这就是小说的“文人”的气质，评论李师江小说的文字，都注意到了他很“现代”的一面，这是对的，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接续和继承似乎还没有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