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后”与承认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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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后”与承认的政治

“50后”一代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便开始登上中国文坛，至今已经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来，这个文学群体几乎引领了中国文学所有的主潮，奠定了文坛不可取代的地位。公允地说，这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将当代中国文学推向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时代。历数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成就，这个群体占有巨大的份额。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但是，就在这个群体站在巅峰的时候，问题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50后”同“30后”一起，与主流意识形态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被放逐的共同经历，使其心理构成有一种文化同一性，倾诉苦难使这两个代际的作家一起完成了新时期最初的文学变革。值得注意的是，“知青”作家一出现就表现出与复出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一代人——的差别。复出作家参与了对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这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经历的过去的。“知青”一代无论心态还是创作实践，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但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其精神虽然激情四溢，却归宿难寻。

需要指出的是，知青文学中所体现出的理想精神，与20世纪50年代那种简单、肤浅和盲目乐观的理想精神已大不相同。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因此他们部分作品所表现出的迷茫和不安如同北方早春的旷野，苍凉料峭，春色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独具一格的文学特征，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精神自传的情感取向。我们发现，最能表达这一时代文学特征作品的命名，大都选择了象征的方式，如《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黑骏马》《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今夜有暴风雪》等。这种象征不是西方的象征主义文学，这些作品没有感伤颓废的气息和意象。这种象征的共同选择，恰恰是这代青春对未来、理想、目标等难以确定和模糊不清的想象，都试图在这些能够停靠和依托的象征性意象中结束漂泊，结束精神游子的游荡，它反映出的是激情岁月的又一种理想。

但是，知青作家与复出作家在内在精神上毕竟存在着文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这个时代文学变革的有限性。就其生活和文学资源而言，那时的“50后”还不足以与“30后”抗衡。王蒙、张贤亮、刘绍棠、丛维熙、邓有梅、李国文、陆文夫、高晓声、张弦、莫应丰、张一弓等领衔上演了那个时代文学的重头戏。“50后”在那个时代还隐约地有些许压抑感，因此也有强烈的文学变革要求。现代派文学就发生于那个时代。当然，把现代派文学的发生归于“30后”的压抑是荒谬的。应该说，这个如期而至的文学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对政治支配文学观念的反驳，是在形式层面向多年不变的文学观念的挑战。这个挑战是“50后”作家完成的。虽然王蒙有“集束手榴弹”的爆破，张贤亮有《习惯死亡》的发表，但是，普遍的看法是残雪、刘索拉、徐星等“50后”作家完成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实践。从那一时代起，“30后”作家式微，“50后”作家开始成为文坛的主体。此后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等，都是由“50后”主演的。特别是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峰（《南方有嘉木》），全部是“50后”，成为“50后”文学登顶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熊召政（《张居正》）、徐贵祥（《历史的天空》）、贾平凹（《秦腔》）、周大新（《湖光山色》）、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先后获得“茅奖”。如果说“茅奖”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的话，那么，“50后”作家无疑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的主流。这个主流，当然是在文学价值观的意义上指认，而不是拥有读者的数量。站在这个立场上看，获奖与读者数量不构成直接关系。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获奖作品，比如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都拥有大量读者的话，那么，近几届获奖作品的受众范围显然缩小了许多——纸媒的“青春文学”或网络文学有大量读者，但这些作品的价值尚没有得到主流文学价值观的认同，尽管可以参评，但还没有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因此难以获奖。

第八届“茅奖”获奖名单公布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8月26日上午十时在新闻发布厅举行媒体见面会，请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刘震云介绍创作经历和获奖作品情况，并答记者问。这是获奖作家第一次享有这样规格的见面会，可见国家和社会对这次“茅奖”的重视程度。除了在国外的毕飞宇，其他获奖者都参加了见面会。四位作家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他们的文学观既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谈创作”，也不同于“70后”“80后”对文学的理解。

莫言的小说《蛙》的讲述方式由五封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构成。“我姑姑”万心从一个接生成果辉煌的乡村医生，到一个“被戳着脊梁骨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其身份变化喻示了计划生育在中国实践的具体过程。当资本成为社会宰制力量之后，小说表达了生育、繁衍以及欲望等丑恶的人性和奇观。莫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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