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共同的语言

春树，爱是共同的语言

初识春树，是在六年前的春天，我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以流浪的方式走遍了中国各省区，刚从西南地区的森林里出来。

因写作诗歌，狂热地认为文化中的真善美能够拯救人类的心灵，我只身来了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她家附近。那时候，她刚登上美国《TIME》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被评为“新激进分子”，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很大。据一些媒体上的介绍，我本以为她会像她的诗歌一样锐利，甚至有些冷艳的样子。然而当我在约定时间在万寿路路边等到她时，却只见到一个身穿鹅黄衣裙、面容干净美好的女孩，从路对面的小区里走出来和我打招呼。虽然她的样子打破了我的设想，但她自然率真的性格，让我很快就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在路边简略地谈了几句话后，见天气还是有些寒冷，她就带我去她父母家做客。

进入她的房间，门的对面有个电脑桌，旁边是书架，墙壁上贴有一些摇滚乐海报，还有《北京娃娃》的英文版封面。她冲了两杯热咖啡后，我们随意地席地而坐，谈论各自的生活所见以及诗歌和阅读，包括小说。她读过的小说非常之多，因我对当代小说兴趣不大，阅读面也极窄，总是有些接不上话。但是她的诗歌我是很喜欢的，还兴冲冲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过，觉得非常有力量。可诗歌是没法去谈论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诗歌观、写作习惯。于是我们就打开电脑，一起坐在地板上看了两部好电影，交流感受，直到晚上愉快告别。这是我与她的初相识。

其后，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和她一起参加过诗会，读过她主编的两种诗刊，还与她以及挪威来的电视记者、几个少年作家一起去KTV里唱过歌。不过，由于当时我始终不太习惯大城市，不喜城市里没有成片的树木和田野、自然的山水和湖泊，也尚不知如何实现改变社会的理想，只在北京住了大半年就离开了。再次和她相见并互相深入认识，是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寺院。那段时期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她对我讲起她在感情中的热情和矛盾之处，并相继出版了写真集《她叫春树》和小说《红孩子》。但同时，她之前出版的小说都莫名被禁了，很难再在书店里面看到，理由不能详知。在那个困顿的阶段里，她应花了不少精力来调节生活，也开始更着重于去做好自己。

当我在苏州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接到她时，彼此话都不多。我们一起到了我借住的寺院中，由寺里的法师安排了暂住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寺院每天上早晚功课，食素食，简单生活。临走之前，她忽然令人意外地拜了我的师父为师。师父给她起法名为“妙霁”，“霁”字有雨过天晴、怒气消除的意思，她说很适合她。因着这个缘由，我们成了师兄妹。我和她讲一些佛经上的义理时，她常表示很乐于接受，但又不完全接受。这让我感受到她很有主见，对生活的认识是理想化的，但也不脱离于现实世界。没变的是，她依然保持直接且锐利的言辞风格。她在寺院住了几天后，决定返回北京。那是2007年的秋天，离别的当天恰好在下雨，似是为了送她，也送别一些过去的青春时光。

2008年初夏，春树和朋友一起旅行，到云南束河古镇来看我。晚上，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走路，沿着流淌的小河，到正福草堂的水亭里喝茶。在谈及旅途中的风土人情的时候，我得知她相继去了朝鲜、德国等地旅行，感觉到她又有了不少的变化。在文章中，她风趣地把朝鲜之行描述为一次效果绝佳的爱国主义之旅，并写到平壤人的生活，从一个国家的人的面貌上去写一个国家的现状：“当地人穿得其实挺不错的，女的都是白领丽人，着靓丽的西装裙加丝袜、高跟鞋……男的穿中山装、西装或军装。满街没有一个胖子。”她还写到朝鲜不允许游客用相机拍当地人，朝鲜警察会把发现的此类照片删掉；又写到直到从朝鲜回到中国境内，火车上的游客意识到再没人来禁止了，纷纷拿出相机拍照时，她才发现原来想拍就拍这种小事，也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种在不同政治和文化氛围中的旅行，显然对她的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影响，必定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她的自我世界。

这次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久，然而彼此都很安静和快乐。随后她和朋友向我告别，我留在云南生活，她又相继去了一些别的地方旅行。行走的生活开始在她的人生中占据很大的比重。2008年四川地震，她去了陇南做援助和采访工作，亲见了地震区人们的悲惨状况：“地震前人们刚刚迈入致富奔小康的道路，地震后却一无所有，成了赤贫状态。不变的是他们的淳朴、热情、敦厚、良善……那么多人突然消失，还有更多人变得一无所有，自己便没有什么再怕失去的了。”她说这次灾区之行让她变得更独立、坚强、善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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