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西藏和谈会议——忙碌三载劳而无功

15．西藏和谈会议——忙碌三载劳而无功

由于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和各帝国列强签订下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无数纠缠不清的问题，使得中国每年都要从国民收入中拿出数额巨大的款项用做赔款不说，更重要的是，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些屈辱条约随时制约着每一个新的政府的外交策略。是继续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合理，还是重新商议新的外交方式，这些问题一直苦恼着辛亥革命以来的每一届政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些不平等条约才基本上一一被推翻，中国的外交政策才重新得以定位。但在民国时期，顾氏无论在北洋军政府做外交官，还是在南京政府当驻外公使，每当要和外国人认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些事实，可以说，他对这些事情的感触之深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

1912年至1916年间的藏英争端就是这样一件富有代表性的事件。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责任当然首先来自英国当局的扩张野心和印度当局的为虎作伥，还包括西藏当局在对中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之间的游移不定的政策。

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在1908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已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时，中国方面的是唐绍仪，英国方面的是奥康纳。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行政使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按照这个条约，中国和英国在西藏几乎享有相等的地位和权力。达赖十三世久无臣属中国之心，而长期倾心于俄国，后来，日俄战争俄国惨败，北京执政的又恰恰是一个5岁的幼龄小皇帝宣统，达赖心旌摇摇不定。此时，英国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渗透，在西藏上层中扶植亲英势力，对达赖更是以极优厚礼遇加以笼络，达赖于是转而亲英。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原来平静的藏局再次动荡，西藏地方政府想乘机摆脱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感到有机可乘，极力怂恿亲英上层势力策动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并公开叛乱，汉藏军队发生冲突。

在印度的英国人乘机给予西藏政府的分裂分子经济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其数目今天虽然已无法具体地统计，但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表明，西藏政府肯定得到了来自外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以至于西藏的地方武装竟然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同中国政府驻藏行政使的卫队相抗衡，甚至将他们打得退出西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步步紧逼，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

西藏地方武装同中国政府的军队在川藏交界地区交火，打得不可开交，北京政府不得已，派川滇军队进驻西康，取得平叛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的后台老板们再也坐不住了，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就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年开始谈判。英方派出参加谈判的公使朱尔典一上来先向民国政府提出4条抗议：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

二、中国除卫队外，不得派军队进入西藏；

三、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协议规定；

四、中国若不承认以上各款，则英国不承认民国政府。

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的问题，而西藏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顾维钧的任务就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尽管英国公使总带有自己的翻译，先是巴顿，后是一个叫哈代的。

一开始，袁世凯讲的官话带有很重的河南口音，让顾维钧很是难懂，外国译员就更不用说了。巴顿或者哈代的翻译朱尔典有时根本就什么也听不懂，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整个谈判过程中，就只有顾维钧一个明白人了。几次会谈之后，双方都愿意让顾维钧当翻译。

总统和英国公使的会谈仅仅是谈判的一部分，袁世凯不能直接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前去拜访他，他和朱尔典的会谈记录总是及时送呈总统，在英国公使馆的各次会谈构成了整个谈判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次交涉中，英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明目张胆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西藏本来是中国的领土，政府如何安排理应自行其是，对英国的行为应给予有力的反击。英国政府早就看出袁世凯怕的就是西方列强不承认北京政府，不借给他贷款，加上英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袁世凯轻易不敢与英国决裂。于是，英国人态度更加强硬，为所欲为。袁世凯对西藏的态度，由“剿”改为“抚”，不但撤消了讨藏军，而且恢复了达赖十三的封号。西藏感谢英国政府的帮忙，自恃有强硬的后盾，对中央的反对愈加厉害，决定：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力报酬英人。而英国人看到北京政府如此软弱可欺，更激起心中的侵略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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