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向西方寻求真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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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向西方寻求真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之一。

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失败后，又改号更姓，晚年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11岁丧父后，跟随祖父在任上学习文史典籍，频阅邸报，渐知朝廷政事。14岁、15岁两次参加“童子试”均失败，在祖父的督责下不得不苦学八股。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25岁，初游香港，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事物，眼界大开，“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南归经上海、扬州、镇江、南京等地，沿途大购西学书籍，回乡后专心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决心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真理。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他在家乡干了一件当时颇为骇世惊俗之事，即创办“不裹足会”，并且命令自己的两个女儿及侄女不得裹足。

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痛感朝廷政治腐败，民族存亡已燃眉睫，萌发了改变现状、变法图强的炽烈愿望。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赴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怀着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十分忧郁的心情游览明陵。单骑出居席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还游汤山。冬天，首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乞下明诏，引咎罪己，求官图治。他当时以一介书生蓦然向皇帝上书，自属一种越轨举动，必然受到顽固派的阻厄。因此，他的第一次上书不仅未达“圣听”，反而“以狂生见斥”。但他并不因此畏葸；赋诗言志云：“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恢”，“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他离开滞留了两个年头的京城，南下游苏州、杭州、九江，至武昌、汉阳，年底抵达广州，并在这里住了下来。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为设“万木草堂”于广州长兴里，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讲授变法思想和维新章张，从学者徐梁启超、陈千秋外，还有麦孟华、徐勤、林奎等人，这批弟子后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其间，他完成并刊刻了《新学伪经考》，对顽固派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所谓“新”指“新莽”，伪经，指古文经。他公开宣称自汉以来为儒者和历代帝王奉为“圣法”、为封建士人升官仕进阶梯的古文绎，全系王莽时的刘歆所伪造，是一部伪经。这就远远超出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学派之争，而是对清王朝那些“恪守祖训”的顽固派发起了强大攻击，因而梁启超把它比之为“思想界的一阵飓风”（《清代学术概论》），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的震恐。御史安维峻因此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诗文选》）

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有为又写成了《孔子改制考》。他坚持说“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他把孔子的思想说成是反对守旧、主张维新的。以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为骨干，与“西学”中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论证了历史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经历了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他用附会、臆断的方法，把自己的变法主张一一贴上孔学的标签而公之于世，因而有如“火山大爆发”（《清代学术概论》），引起了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群的思考、震动。也正因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较短时期内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1893年应乡试，得第8名）。时值甲午战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要求割让台湾、辽南，赔款2万万两。4月下旬，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立即派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接着台湾籍举人更悲愤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岛。康有为看准了群情激愤的有利时机，联合各省举人在北京达智桥松筠庵召开会议，并用一天一夜时间起草了“万言书”，16省举人603人签名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吁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此三者为“权宜应敌之策”。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求朝廷“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变法图强。他概括变法的要目为“富国”、“养民”、“教民”。“富国”之法有：行钞法、筑铁路、造机器、兴矿务、铸钱币、设邮局，“养民”之法有：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为立学堂、设报馆、尊孔教，以及汰冗官、办外交、派游学等。“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为拯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大胆的实践，表现了他谋求变法的无畏精神和颇为出色的组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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