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谁的去处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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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错舛，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诗》之四十二首。前四句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英雄云集，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百花凋残，一派萧瑟，给人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阴阳舛错，天时否泰，人事盈冲，变故在须臾。曹魏政权由于明帝曹睿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而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导致曹魏政权的急骤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与老聃一类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阮籍本传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概括地讲，正始时期与建安时期相比，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治上层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黑暗与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统治上层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争权夺利所取代而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的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之争，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

第二，哲学上探讨的焦点由宇宙构成论转向宇宙本体论，董仲舒综合阴阳家学术而成的阴阳五行构成论大受冷淡，玄谈宇宙本体的风气兴隆。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批评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表明在那时代，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

第三，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

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事功是涉他性的。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是政治，山林与神仙乃是自涉性的。

建安作家的涉他性社会之忧，是外向的，故慷慨激昂，哀感流涕，归于一个“志”字，“志”则“志深笔长”，显示出来的是凌霜愈坚的风骨，是阳刚之美；正始作家的自涉性人生之忧，是内向的，一咏三叹，咀嚼回味，归于一个“思”字，“思”则“思心徘徊”，显示出来的是秋风萧瑟中的寒冷与怨悱，呈阴柔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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