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生活在别处（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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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入宋后降为康乐侯），故世称谢康乐，又因小时曾寄养他家，称“客儿”，人又称“谢客”。又与谢朓并称“大小谢”，而单称“大谢”。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后因起兵反叛被杀于广州。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贡献。

文学史家们喜欢强调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不同。是的，他们的为人风格与为文风格都有极大的不同。由于陶渊明的杰出成就与崇高地位，把谢灵运与他放在一起比较，本来就不大公平。况且他俩风格既不同，以读陶之眼光与趣味来读谢，当然格格不入。叶嘉莹教授就提到过，不能用欣赏陶诗的方法来欣赏谢诗。清之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提到，陶诗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之不可及处在新在俊。真而厚，是合乎中国诗审美的传统的；新与俊，则是突破了传统。大谢费了不少力去突破，却不大讨得好。当然这是指从赵宋至今。赵宋以前，尤其是他生前，他的诗名是了不得的，他在老家始宁写诗，一传到京城，贵贱莫不传写。连皇帝见到他，都要先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新作。京城里那一帮附庸风雅之徒、诗歌爱好者，更是伸长脖子等待他的大作传来，他的新作成了京城人的节日。那时候，除了会稽郡的谢大诗人，谁还知道在庐山脚下，浔阳柴桑，还有一位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潜也在写诗？陶渊明（365～427）与谢灵运（385～433），这两个同时代的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同在玩跷跷板：这个上来那个就下去，这个下来那个就上去。当初谢灵运高高在上，陶渊明简直低得没了影儿；赵宋以后陶上来了，谢却一直没能抬头。他一生都愤愤不平，若死后有知，这一点不知会令他多么愤慨。

二

在我看来，陶与谢之最大区别，在于陶已安好他那颗心，而谢则没安好心—这话有点歧义，不过有点歧义正好。他既没有安顿好自己这颗心，从而这颗心永在浮躁，使得他“多愆礼度”，“猖狂不已，自致复（覆）亡”（《南史·本传》），同时，他在有些时候也真是对人对事不安好心。比如，他既不能够抛官不做，却又不好好做官，在做永嘉太守时，就只顾自己肆意游遨，而“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这样不关心民间疾苦，大概不能算是好官，好人也算不上。我们不要求你有终极关怀了，承担社会良心与公理了，即以最基本的要求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在其位，也不谋其政，如此不负责任，轻忽职责，你能算好人？徐九经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送给他正合适。

他岂止不关心民间疾苦？他有时简直是地方一霸。他因父祖遗产，生业甚厚，本来已是养尊处优，钟鸣鼎食，衣轻策肥，却还是不知餍足，不断凿山疏湖，功役无已。为扩充田产，他甚至不惜破坏生态，剥夺民生。他竟通过宋文帝，让会稽太守孟顗把会稽郡东面的回踵湖放了水，让他做良田。孟太守因此湖离城很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不给他。他又要另外一个湖，孟太守也犟上了，还是不给。他就攻击人家，说孟顗不是爱惜百姓而是因为自己信佛，不愿伤害湖中水族生命。我想，这件事显然是谢诗人不对。孟太守不管动机如何，保住这两个湖，对当地老百姓而言，还是有好处的，谁知道有多少百姓赖湖而生呢！孟太守的动机可能不是爱护百姓，但他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却确实是有益于百姓，而谢诗人这样做，定是不爱惜百姓，有害于百姓。所以我说谢灵运没安好心。

后来孟顗告他有“异志”，图谋不轨，摆出要逮捕他的架势，吓得他赶紧进京，伏阙上书，可怜兮兮地称自己是一介文人、隐士，历史上哪有这类人造反的？文帝不杀他，却也不让他再回会稽，让他做临川内史。到了新地方，旧态却不改，依然是游放不止，又为有司所纠，要逮捕他。这次他自己大约都厌烦自己，干脆拉起旗子造反。兵败被捕并流放广州，不久在广州被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孟顗说他有“异志”，那是诬告；但他没安好心，倒是真的。一个大诗人，谈起玄理佛法，头头是道，最后却为争一湖而送命，说是“贪夫殉财”亦未尝不可。所以谢灵运的境界，比起陶渊明，确实差了一截。

而要说对体制的不适应，谢灵运比陶渊明更甚。陶虽不适应，但其性格尚不至于如谢那样骄躁。他有些事还有得商量，比如在彭泽县当县令，公田一百亩，他一开始要全种上秫，以便酿酒，说：“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但他妻子固请种粳，他也就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向妻子让步。《责子》诗前面痛斥五个儿子不肖，但最后却是这样的两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打孩子的手又收回来，端起了酒杯了。王弘要见他，他不愿意见，但王弘在路边摆酒诱他，他就酒也喝了，人也见了，并不为忤。自家酿酒，酒熟，手边无漉酒的工具，便从头上解下葛巾漉酒，漉毕，再把葛巾盘回头上。他好像无可无不可。他知道很多事并非你死我活，非要斩尽杀绝不可。所以，他与世道人心的冲突也就比较平和，其间还有较大的周旋余地，这余地，就够他逍遥了。

而谢灵运则不然。他皎皎易污，峣峣易折。他与刘裕不合，与刘义符不合，与刘义隆还不合—三个皇帝，他得罪完了。而他们却都还想笼络他的。他又“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与徐羡之等人结仇。他与孟顗不和，与御史中丞傅隆不和，与临川郡上上下下不和……他总是与人冲突，且他与别人的冲突又总是太尖太锐，事情又总是做得太绝，所以结果总是大挫大折。他的性格缺少弹性，他的为人处世缺少回旋空间，他做什么事都往极端的路上走，这种弹性的缺乏和空间的逼仄，是他一生的悲剧。

而这又正好形成他诗歌的特色—繁复。景物繁复，意象繁复，词汇繁复，甚至用字，他都喜欢笔画繁复的。读他的诗，我们感到压迫，有时有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他的诗中，空间太逼仄了。不像陶渊明那样疏疏朗朗，有透气感。诗境的繁复与他内心中对这个世界的繁难感受有关。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看成是他追求弹性空间的心灵记录：山水的搜寻，乃是心灵对空间渴求的外化；谈玄奉佛，则是他试图增加自己性格弹性的努力。

但奇怪得很，他的这种努力竟然也是贪得无餍而走上极端的：他对山水的搜寻，像是一个疯子：在永嘉做太守，竟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在朝廷做秘书监，天子眼皮底下，他也竟然“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假）”。在老家赋闲，他带着百多位义故门生加仆从，“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崖嶂千重，莫不备尽”。曾从始宁南山出发，“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把临海太守王琇吓了一大跳，以为来了一群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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